过去几年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的投资及其发电装机容量位居全球首位。事实上，2010年至2015年间， 中国对该行业的投资高达3770亿美元，大于位居二、三位的两国美国和德国的投资总和。当前，中国风电装机容量为150GW，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为77GW，大于诸如美国等国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80GW和35GW)。
在世界银行的RISE研究中，中国的表现远优于全球平均水平，成为东亚地区的领跑者，在很多方面即便未超过经合组织国家，也与这些国家不相上下。经合组织国家中，很多国家的投资和装机容量大大低于中国，但它们在多项可再生能源指标上的得分却高于中国。
那么，为何存在这一差异呢?
世行的可持续能源监管指标(RISE)研究成果可部分揭示个中原因。RISE研究成果于2017年2月发布，它实际上是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未见先例的政策打分体系，从能源可及性、能效和可再生能源三方面对111个国家打分。该体系侧重这些国家的法规框架以及政策制定者直接责任范围内采取的措施。打分结果依据2015年底向指标体系团队提供的数据得出，同时经过了充分、严密的验证。
RISE研究发现，中国面临的难题部分是能源政策无法控制和解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大幅增长的电力需求创造了各类机会。大量技能型劳动力和大型供应链为当地建设经济有效的风电场和太阳能电厂创造了条件。此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重要举措，吸引社会投资参与各行各业建设。
政策框架的部分内容如果能得到强化，则有可能使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得到进一步利用。2016年，全国平均弃电率为17%，这意味着17%的风电未能交付给最终消费者使用并因此而遭到浪费。
中国可在其可再生能源法规框架中强化以下内容：
1、统一的发电和输电规划架构。我们发现，中国既没有电力行业规模扩大计划，也没有考虑可再生能源扩大化的输电计划。不过，这一发现并未把即将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纳入考虑。该规划将系统阐述发电和输电规划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事项。此外，能源行业各规划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仍需协调确定电力需求最大的地区或行业。同中国其它政策一样，关键在于地方各级有效贯彻规划政策。
2、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享有优先上网资格，但发电并未根据运行成本(即经济调度模式)调度。中国仍实行“平均分配发电量”的调度模式，即每年向所有发电厂分配相同的运行时间(小时)，但不考虑其实际运行成本。此外，由于公用事业公司无需为任何形式的弃电支付补偿款或者所需的销售基础设施未及时建成，相关风险完全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尽管这种情况不足以制约总投资，但可能会导致不确定性增大和财务上可行的项目减少。
3、区域电力交易和并网。省域之间的电力交易仍有限，原因在于缺乏能够把发电集中在一起并便利各省之间交易的电力市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提高可变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比重会减少电力供应波动。扩大电力统筹范围有助于增加系统稳定性。此外，行政壁垒和中国各省之间的竞争也阻碍了电力交易。
中国怎样做才能弥合这些差距并更有效地向最终用户提供清洁电力?
中国最新一轮电力行业改革旨在直面这一挑战。总体思路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和电力需求增速放缓，关键是要把思路从增加装机容量转向切实向消费者提供清洁能源。以下措施如得到强化，即可有助于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绿色电力，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放开批发和零售电力市场，采用经济调度模式。这样做有利于提供更多清洁能源，因其有助于优先调度边际发电成本通常最低的可再生电力。
2.加强区域统筹制度，提升电网管理灵活度。随着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更多地并网，扩大电力统筹范围有助于增加系统稳定性。
3.制定可行的减少弃电目标和时间表将有助于最终用户用上更多清洁能源。弃电率相对较低的省份应首先开始制定此类目标。例如，新疆在三年内将弃电率从40%降至10%的难度绝对要大于河北从9%降至3%的难度。
4.使电网公司收入与售电量脱钩，允许它们收取固定的电网使用费和维护费。以前，中国电网公司的收入与其售电量挂钩。二者脱钩可鼓励中国有实力的公共事业公司逐步转向支持最终用户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并配送可再生能源发电。深圳开展的试点项目被视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的典范。
随着更多可再生能源发电进入电网系统，众多挑战和机遇将并存。可再生能源发电使用越多，其它各种能源发电的电价就会越低。中国规划者和监管者抢占已然在欧洲和美国部分州出现的这一势头，将是明智之举。
